20世纪初期的重庆发生了一起令人费解的华洋“版权”纠纷案。上海广学会状告重庆城的书铺私自翻刻售卖他们的书籍。英国驻成都总领事照会四川总督要求严肃处理。过道行县，案件由巴县衙门直接负责。诉讼案最后以书商接受罚银的惩处告结。戏剧性的是，责罚权转移到了行业团体——书帮手上。所罚银两也不是支付给原告上海广学会，而是拨给地方劝业局使用。结合时代背景，思考不寻常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近代中外势力的博弈与妥协、中国商业的发展以及对教育现代化的追求等因素引起了地方司法实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