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实践，集中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与发展要求。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主要表现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战略人才为支撑、以绿色发展为底色三个方面的内在统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基于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一方面，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以创新为主导、以协调为方法、以绿色为底色、以开放为要求、以共享为旨归，促使各类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培育先进生产力质态；另一方面，以与之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保障，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为先进生产力质态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激发产业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和新引擎，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塑国家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供了重要抓手和有力支撑。因而，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Abstract:

文化主体性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识性范畴，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建设中意识上的自觉，立场上的自主和发展上的自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提升是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立足于“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工程。始终遵循“历史—理论—实践—价值”四位一体的提升逻辑理路：以中华文化内核的坚守与传承夯实其历史根基；以“两个结合”为核心的理论逻辑从方法论层面提供全新理论范式；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场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逻辑彰显其文化自信；以凝聚共识，为推动文化强国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价值范式。通过价值、理论、实践层面，系统考察当前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所面临的数字技术革命下文化价值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诉求困境、西方话语霸权下主体性的消解等核心挑战，提出面向新征程，进一步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确保文化主体性提升的政治保障，坚持文化的守正创新是文化主体性提升的动力源泉，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构建中国特色话语叙事体系是彰显文化主体性价值的必由之路。

Abstract:

“现代国家”是理解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之关键概念，它映现了马克思先后以人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路径对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展开批判的思想脉络。当前大多数对马克思现代国家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从“批判”与“建构”两个维度分析马克思的现代国家观、基于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的二元对立范式把握现代国家的阶级工具本质、从共同体的视角理解马克思的现代国家观这三个方面展开。与上述视角不同的是，本研究从马克思“现代国家”语境的批判向度出发，首先，阐明马克思通过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路径揭示“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生产财富的手段，并主张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取而代之。其次，深度解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国家理论意旨的误读式修正理路，批判了现代国家对工具理性的滥用，以及法律技术官僚为遮蔽现代国家阶级矛盾而对权力进行的“合法化”的操弄与构建，却滑向背离马克思理论初衷的第三条道路。最后，挖掘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向度的当代理论价值。一是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打破西方现代国家观的意识形态神话；二是揭示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文明交往结构，以抵制西方“种族主义”的新霸权模式；三是为推进国家治理的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反资本逻辑”的价值目标，从而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与超越。

Abstract:

善于引经据典、从中华文化典籍中汲取智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有的言说方式和叙事向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典蕴含着历史、实践和时代三重逻辑思考，既是对中华传统教育思想修辞习惯的承继，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以典喻理教育实践的接续，更是对新时代教育发展核心命题及文风转变迫切要求的创造性回应。立足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典展现出“援古证今”“理序固本”“凝心聚识”“言启新章”的叙事向度，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历史情怀、战略谋虑与开放视野。面向未来，应以“稽古振今”“固本浚源”“和合共生”的价值指向，激活中华传统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发挥教育满足民生需求与国家人才支撑的战略思维，提升中国教育话语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叙事效能，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深入实践，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Abstract: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高层次创新人才为支撑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高质量发展亟须高等教育的系统性赋能。面向国家“十五五”时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战略要求，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创新模式，能有效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人才支撑和科技创新需求，两者在目标、价值、实践层面存在深刻耦合。创新创业教育通过重塑人力资本结构、重构知识生产模式、激活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以培育新型劳动者、创造新型劳动资料、开发新型劳动对象以及实现要素优化组合为核心的赋能运行机理。基于此，创新创业教育需遵循“人才链衔接教育与创新、创新链贯通技术与产业、产业链反哺教育与人才”的协同逻辑，构建“人才培育、技术突破、产业升级、人才迭代”的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机制化支撑。

Abstract: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培育教育家型教师，是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根基的必然要求。教育家精神是对教师育人初心和职业使命的高度凝练和升华，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等六个维度，对广大教师如何成“家”、以何为“型”作出了清晰描绘，为培育教育家型教师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实践智慧。教育家精神源于教师实践又指导着教书育人活动，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本质上构成了培育教育家型教师的实然过程。从文化认同论、思想引领论、强国使命论三重维度看，以教育家精神培育教育家型教师是顺应教育文化传承发展的本质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题中之义、夯实教师队伍精神支撑的内在要求，明晰了教育家型教师传道之能、示范之为和治世之责三种特质，即铸就授业之“骨”、展现仁德之“身”、彰显家国之“魂”。培育教育家型教师要聚焦于营造良好成长环境、唤醒教师成长自觉、投身教书育人实践等举措，不断激发教育家型教师的生长持续力、成长内生力以及发展持久力。

Abstract:

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作为理论联系实践的关键环节，其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的培养成效。本研究立足实践育人导向，系统阐释实验实训教学在生成实践智慧、促进教师身份认同和涵养师德意识方面的重要价值，并深入剖析其所面临的多维现实挑战：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失谐导致师范生陷入“理论空转”与“实践乏力”的困境；另一方面，“经师”与“人师”培养的错位导致过度侧重技能训练而忽视师德意识与教育情怀的培育；此外，智能技术应用中存在“技术崇拜”“目标置换”和“两张皮”现象，造成技术应用与教学能力的脱节。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从理念更新、技术赋能、队伍建设和评价改进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实践路径：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实验实训，强化师德教育、创新教学范式和完善培养机制；推动智能技术融合创新，构建智慧化实践环境、建设数字化实践资源和实现个性化实践支持；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和打造多元协同的教师团队；完善评价体系，构建多元评价主体、全方位完善评价内容、面向智慧化创新评价方式。

Abstract:

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路径。劳动收入份额的形成不仅由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决策和要素市场结构所决定，还受宏观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从生产要素报酬分配的理论角度出发，资本跟劳动收入的划分除受技术进步和资本替代程度的影响之外，同样受到企业融资条件、经营稳定性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程度的束缚。在这个特定背景之下，政府采购作为关键的财政支出手段，可能通过改进企业外部环境、增强经营预期、引导用工结构变动，由此改变企业劳动收入分配的格局。基于此，本文选取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系统分析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逻辑。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可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主要借助三条途径发挥功效：一是缓解融资困境，以“信用标签”形式存在的政府采购合同能提升企业商业信用；二是维持经营的持续性，稳定的政府采购需求可降低业绩产生波动的风险；三是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采购项目的高要求推动企业加大技能型劳动力的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强度弱或ESG评级较低的企业，政府采购的正向效果更为显著。研究拓展了政府采购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揭示了政府采购带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和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的新机制，为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方向。应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制度设计，加大“靶向支持”力度，引导企业修整薪酬分配体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协调并行。

Abstract:

数字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为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滋生提供了社会温床。塞德里克·迪朗将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带入大众视野，其提出的理论框架虽然为观察资本主义数字技术现象提供了一定的视角，但未能触及资本运作的本质逻辑。脱胎于技术加速主义的技术封建主义，实则与技术同资本深度捆绑——这种捆绑同技术巨头攫取政治特权、数字平台无序扩张催生“技术封地”、以知识产权为幌子掠夺“云地租”等问题紧密勾连。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异化性变革，共同催生了技术封建主义这一掩盖资本剥削本质的社会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出发，可以发现科技巨头的政治特权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技术联姻的结果；信息数据的一体化发展是数字信息产业扩张及新型行业衍生的产物；而无形资产租金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体现。技术巨头通过控制关键技术和数据资源获取利润的方式，没有超越剩余价值理论，也没有改变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技术封建主义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亚形态。为此，澄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演进脉络与本质，从其暴露的矛盾中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警示意义的教训，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公有资本主导引领和公共数据平台构建方面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对探索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的数字文明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Abstract:

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不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基于绿色税收视角系统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将产业升级、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低碳化指数纳入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体系，深入探究绿色税收政策作用于碳排放强度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显示：其一，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发现，绿色税收对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这种减排效应主要通过三条间接路径实现，即促进产业结构向低碳化转型、激励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以及提升能源低碳化指数水平。其二，区域异质性分析揭示，绿色税收的减排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在部分区域存在负向且显著的影响；在南部沿海、大西北、东北地区存在负向但不显著的影响；在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存在正向影响。其三，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以2018年为界，后期绿色税收的减排效果较前期更为显著。这与2018年实施环境保护税、绿色税制完善、政策执行力提升及市场主体适应能力增强密切相关。

Abstract:

分析、论述声响、义理、情感之间深层次的关联域，有利于抵达抗战朗诵诗歌文本的内核。抗战朗诵诗歌不仅服务、配合了抗战，而且对朗诵诗歌的创作艺术产生了示范作用。抗战朗诵诗歌的音响构造与文本语义的关系主要有：叙事学意义上的朗诵声音导引和安排所传递的四种意义讯息：揭露敌人侵略暴行、描述人民抗战情形、解析抗击侵略必要性和正当性、发出参加抗战呼吁；抗战朗诵诗歌以召唤、激励抗战这一政治意旨确立音响构架，诗歌内部的语音波流与字面意义、文本语义秩序的互动共生关系，集中体现为朗诵诗歌整体声音线索与诗歌整体内容（意义）的逻辑秩序的对应、贴合；朗诵诗歌文本中的听觉形象，有的直接描摹听觉形象、朗诵声音将其复现出来让听众直接感知；有的述及存在某种声音或者声音场景、朗诵声音使听众调动听觉经验感受此听觉形象；声音符码与文本意涵方面，既表征为朗诵声音象征遭遇侵略和奋起反抗的场景及其物象的声音，也反映为朗诵声音的音响构成适配遭遇侵略和奋起反抗的场景、事件的情势和情态，还体现为朗诵声音的语音流变程式暗合遭遇侵略和奋起反抗的事件、情形的变换秩序。高兰是抗战朗诵诗歌创作的重要诗人，以其诗作为中心展开研究具有充分说服力。

Abstract:

抗战时期，重庆凭借其特殊的地缘、文化与政治地位，成为全国抗战文化中心。饮河诗社即诞生于这一历史语境，迅速发展为抗战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文人社团。聚焦于民族危难背景下饮河诗社的文学实践，探讨其在抗战宣传、文化传承与旧体诗创作中的独特功能,核心问题在于：诗社如何承续“诗言志”传统，以旧体诗抒写家国情怀？其作品在艺术风格、思想内涵与文化功能层面呈现出何种创新？采用文献研究法，以《饮河集》为核心文本，辅以相关档案、诗集与史料，梳理诗社的活动脉络与创作实绩；运用比较分析法，参照同期其他文学团体，凸显其特质。研究发现，饮河诗社通过雅集唱和及《饮河集》的持续刊行，构建了一个兼具文学性与政治性的文化共同体。其旧体诗创作不仅表现出鲜明的“山城意象”，生动再现战时重庆的地理景观与人文风貌，更在精神气质上接续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强化了诗歌的现实指向与历史厚重感。尤为突出的是，诗社深化“学人之诗”传统，将学术素养与家国情感熔铸于诗笔，作品兼具学理深度与艺术感染力，体现出多元融合的审美取向。饮河诗社的文学实践，不仅拓展了抗战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在文化层面维系了民族精神命脉。

Abstract:

清代重庆会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它既是移民群体凝聚乡谊的物质载体，也是地方权力网络运作的关系空间。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结合费孝通“差序格局”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经典阐释，系统梳理清代重庆会馆空间功能的变迁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重庆会馆经历了从“社群庇护所”向“社区治理中心”的阶段性转变，其本质是移民实践与地方社会关系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康乾年间“湖广填四川”背景下，外省移民脱离原乡宗族共同体，陷入关系脱嵌的困境,会馆应运而生，为移民重建地缘社群、提供精神归属与生活保障，发挥庇护功能。咸同年间，随着代际更替与商业扩张，会馆逐步拓展功能范围和治理边界，由社群内部自治走向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成为社区治理中心。移民通过制度化实践、情感策略及与官绅合作，在“专制下的自治”框架内重塑地方社会关系空间。会馆空间功能的转型，生动展现了移民如何借助祭祀、议事、展演等具身实践，与地方权力主体互动协商，完成从“他者”到“共建者”的身份转换。重庆会馆分布稠密，独创“八省”协同机制，深度介入地方治理，为理解中国传统移民社会组织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典型范例，也为当代移民社区治理在文化认同培育、经济协作机制与多元共治模式等方面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