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心即理”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命题，并不是将“心”上升到与“理”为一的本体论高度，而仍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探讨“心”“理”关系，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将“心”的认知能力分离为能上达“天理”之善源与下至普通人“日用之知”的路径，强调对“天理”认知的简明性。它是阳明心学通过吸取禅宗“直指本心”的认识论方法，而以“心即理”命题，将“悟”道主体与被“悟”对象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使士、农、工、商能够更加简捷地“明道”“悟理”，由此从另一角度开启儒家由“未发”到“已发”的上达“圣贤”的修养路径，本质上是从道德修养及儒学传播角度对朱熹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支离破碎”弊病的修正。可以说，阳明学说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文化语境及儒学“资治”理念的特有产物，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