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6):5.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1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观形成,既源于习近平自身的独特品质、丰富的理政经验,也源于国内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全球文化竞争的新态势客观环境,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化观,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观包括目标论、方向论、理论建设论、价值引领论、道德建设论、文艺工作论、全面发展论和开放发展论等丰富内容。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观凸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2020(6):16.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2
摘要:太仆自周已置,秦时位列诸卿。两汉时期,虽然太仆的职官名称、佐官属官时有变动,但它在朝廷的重要地位一直未变。太仆的籍贯分布值得关注。两汉太仆籍贯明确的有71位,他们在各州间分布不均衡,司隶校尉、豫州、荆州三个州部较多,其中又以这些州部的京兆尹、汝南、南阳等郡为多。这一特征与国家的徙民政策、行政地理、区域开发程度、人口数量、皇帝故里等因素有关。讨论太仆的籍贯分布,对了解太仆的群体特征、不同行政区域与中央政府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均有一定借鉴意义。
2020(6):25.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3
摘要:布衣将相的汉初帝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乱象令高帝“患之”。探究高帝之“患”,一方面在于其时君臣尊卑的无序,另一方面则是由布衣集团逐鹿而来的西汉政权传统合法性的缺失。叔孙通以“起朝仪”为核心的礼乐之制,不仅重正皇帝名号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统治秩序,且让凭“力”而胜的西汉政权在“礼乐”这一神圣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论证,并由此建立起与暴秦相区隔的统治传统,这对于汉初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2020(6):33.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4
摘要:文艺座谈会是现代中国文学生产中的重要现象。全面抗战以来的文艺座谈会可将重要性作为量度进行阶段划分,各阶段的起承转合与政治话语的介入密切关联。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的阶段性形态伴随着文艺通俗化运动的起落、旧文艺与新文艺的此消彼长,体现出介入现实、参与抗战、改造文艺的雄心和魄力。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立足于战时国家层面发出文艺之声,其鲜明的议题意识体现出左右文艺进程的倾向,某些议题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大后方文艺座谈会依托文化团体及其刊物召开,具有一定的文学派性倾向,会期的不确定性和气氛的民主性为文学话语生产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
2020(6):42.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5
摘要:抗战期间,香港作为自由港曾一度远离战火,后被日军占领直至二战结束。香港沦陷前,香港华人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感召下以结社的形式援助祖国抗战,在抗战宣传、物资筹募、难民救济、回内陆服务等多方面做出重要贡献。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港九广大农村地区成立了许多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团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救亡团体主要以后援方式向内地提供援助,至香港沦陷期间,转变为直接参与军事抵抗等抗日活动。
2020(6):50.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6
摘要:20世纪40年代初,为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县级政区调整。四川省政府于1941年3月11日下达指令,核定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该调整的区域共44处,约占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县级政区总数的153%。对相关史实进行疏理和分析后,不难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县级政区调整主要针对两县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飞地”“嵌地”;二、县级政区调整致使纠纷迭起;三、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博弈。尽管四川省政府一再催促、强制执行,其时四川省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显著。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20(6):59.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7
摘要:论文对《全元诗》中“ “ “ “ “ “ “ “ “ “ “ “ 冶等 12 个未编码疑难字从文献使用、字形演变及异文佐证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辨,沟通了字际关系,扫除了这些疑难字在准确理解诗句意义方面造成的障碍。
2020(6):67.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8
摘要:作为文学家生存和创作的基础,经济元素渗透在作家的个人生活、创作动机、价值观念、创作方式、作品内容和作品传播接受中。福斯特《霍华兹庄园》被称为一部“英国社会状况”小说。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英国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小说以英国金融经济中心伦敦为背景,描绘了中产阶级内部各阶层的金融经济活动,以及金融经济伦理思想。小说深层透视了英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金钱和文化、传统与进步的矛盾话语,作者试图通过霍华兹庄园这一房地产符号来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连接,实现福斯特式的田园救赎。
2020(6):75.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09
摘要:“集阅”指唐代科举制度中乡贡报名和资格审查的过程。“集阅”的关键文件是州府试后出具的“文解”,它分两种,一是由乡贡本人持有的“个人文解”,一是由朝集使(进奏官)举送的“集体文解”。乡贡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朝集使(进奏官)带领下到户部报到(后改为礼部),开始“集阅”。经过疏名检籍、公布板样、交纳家状、结款通保等一系列严格的审查程序,十一月发布“驳榜”。到这时,举子们才算完成了“集阅”,正式获得就试资格。
2020(6):83.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10
摘要:许谦《读书丛说》是元代著名的重要的经学著作,带有读书札记特点。是书注重典章制度的考辨,对蔡沉《书集传》之说多有辩驳,提出了孔子删《书》独存其善的观点。许氏解《书》注重发掘《尚书》之善,以《书》中圣贤精神修身淑世。梳理许谦对于经学精神的阐发,不仅有助于朱子学的发扬,更可考见许谦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元代的重要贡献。
2020(6):92.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11
摘要:对于法国当代著名现象解释学家保罗·利科来说,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到底从语言意义解释出发,还是从此在分析出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与选择。充分重视可能采取的各种观点的辩证法,是他思想的基本风格。面对海德格尔“直接存在论”无法为抵达存在提供方法论的局限,他坚决主张从语言意义的解释出发“回问”存在的解释学思路。但是,海德格尔从此在分析出发追问存在意义所具有的视域革命性,无疑使他充分认识到,解释学哲学并不必须从“语言性”出发,而相反必须首先阐明什么东西来到语言。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既成为他高度关注先于语言并来到语言的东西的视域,也成为他从语言意义解释出发迂回接近存在的终极目标。
2020(6):101.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612
摘要:中国神话学发轫于古史研究、民俗研究,经历了民间文艺、民族调查,参与了新时期中国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21世纪以来,中国神话学进入全面反思与革新的新阶段。学者们开始不约而同地深入检视神话的基本定义和研究范式,探寻神话学的当代价值和社会功能,思考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提出了一系列革新性命题。本文梳理出当前神话学研究的三个主流学术问题:神话学的人类学转向、“朝向当下”的神话主义、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旨在厘清当代神话学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研究内容及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这一系列革新性的研究转向,对中国神话学研究原有的研究格局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具有知识性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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