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5):5-13.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1
摘要:恩格斯晚年在《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8.5、1890.10.27)》《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9.21-22)》《致弗兰茨·梅林(1893.7.14)》《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1.25)》《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1890.6.5)》等六封书信中,通过全面论述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详细论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及其在研究历史发展和分析历史现象方面的运用,进一步坚持、捍卫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理论内容和辩证精髓。恩格斯晚年的六封书信启示我们,要以高度的党性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要重视给青年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和引导,要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及其实际运用。
2024(5):14-22.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2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实践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实践存在着特定的逻辑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核心;人的现代化的多方需求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特殊形态;新时代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特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人的现代化的主要特质和发展趋势,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2024(5):23-30.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3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平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探讨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战略定位,分析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可以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具体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战略定位由功能定位、性质定位、目标定位三部分构成。其中,一是本质上“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功能定位;二是把握蕴含“人民性”原则、“大安全”理念、“总体性”特性三大特征的中国特色发展与安全理念的性质定位;三是从“促进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的内在要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中心任务、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的根本保障、统筹国内国际两大格局的国际视野”四个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安全基石的目标定位。
2024(5):31-41.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4
摘要:跨学科教育作为培养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正在引领新一轮教育革命。跨学科教育的历史演进可分为萌芽探索、模仿借鉴、创新发展三个时期,但在实践过程中缺少“文化”的导向性和根基性。立足中华文化开展跨学科教育,可以统筹个人、教育、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培根铸魂、以文化人的双重效用。在文化视域下开展本土化跨学科教育,须明确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坚守和目标指向,构建“人化”之跨学科教育路径、明确“化人”之跨学科教育旨归:一方面,构建中国特色跨学科教育资源库、打造区域联动的跨学科教育生态、推动多元主体的跨学科教育协同,以“人化”实现跨学科教育的人文渗透;另一方面,贯彻五育融合的跨学科教育理念、创新文化本位的跨学科教学范式、培育具备文化涵养的跨学科师资,以“化人”贯彻跨学科教育的育人立意;二者形成实践闭环,推动跨学科教育的创新发展。
2024(5):42-49.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5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作为教育中枢的教育部与各教育研究团体、专科及其以上学校也先后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为适应国难时局,云集于大后方的教育家,将各类新教育理念与“教育救国”思想相结合,在大后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实验教育,并卓有成效,重庆也由此成为国统区实验教育中心。考察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开展的基本概况,不仅可以揭示政治变迁与教育改革的关系,还可以丰富近代教育史研究,对我国现有深化教育改革及教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24(5):50-58.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6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次理念创新和术语革命,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赓续式阐释和创造式运用,也是引领中国产业经济实现颠覆性突破和根本性跃升的主动选择,其在重构和催生农业新质生产力进程中所产生的迭代效应与培育现代化乡村新质人才的运思理路交织共鸣。无论是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还是价值逻辑出发,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人才振兴都构筑了当前我国乡村高质量发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脉络。当前,乡村人才振兴在“引才、育才、留才”方面仍捉襟见肘,严重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协调运转和纵深发展。故此,必须依托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质人才共生演化所连缀成线的创变动力,从“完善外部引进、健全内部培育、强化服务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乡村人才振兴的有效镶嵌,从而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蹄疾步稳保驾护航。
2024(5):59-71.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7
摘要:对于由制造商主导的二级双渠道供应链,文章考虑了上游制造商市场和下游电商平台市场均有垄断和寡占两种市场结构,构建了“上下游均垄断(MM型)”“仅上游垄断(MO型)”“仅下游垄断(OM型)”“上下游均寡占(OO型)”等四类双渠道供应链分销结构模型。本文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比较了上述四类模型在市场均衡下的表现。结果显示,在制造商与电商平台间同时存在横向竞争与纵向竞争的产销博弈中,对于无差别的同质化产品或服务,供应链的具体结构对制造商与平台的定价策略及利润水平有着显著影响,且两者均展现出强烈的垄断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交易佣金和线上价格的最低水平并未统一出现在竞争最为激烈的OO型双渠道结构中,而电商平台的最高获利亦非必然源自平台垄断程度最高的OM型结构。该发现挑战了单一环节市场竞争结构下的效率观念,为传统市场结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双渠道供应链中更为复杂的市场互动机制。
2024(5):72-82.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8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为应对日方严密经济封锁,保障后方军需民用,其时贵州省政府先后通过减免税收、提供贷款、奖劝手工、经营手工工场、设立改良推广机构等多种措施,大力扶持本省手工业发展。这些政府行为不仅使贵州降低了对旧有毒品产业的依赖,还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物资贡献,并直接、间接地推动了省内部分手工业的“半工业化”。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在主观上缺乏扶助贵州手工业彻底完成“嫁接改造工业化”的决心,加之部分扶助政策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以落实,或正面效果被其他政策所削弱,导致政府对手工业的扶助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纵观战时贵州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其大致呈现出军事性、地方性、渐进性三个特征。
2024(5):83-91.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09
摘要:在迈向美好生活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力量,更启导了社会工作与时俱进,探索具有时代梦想力和发展引领力的希望社会工作范式。基于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斯奈德的希望理论,以及美好生活论的思想源泉,在借鉴心理学中希望疗法的基础上,希望社会工作构建了包括梦想入场、希望评估、蓝图绘制、梦想导航、梦想调适以及梦想成真的六阶段模型,提出了梦想链接、梦想叙事、梦想同盟以及梦想演练四个核心技术,最终构建出响应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国特色希望社会工作服务框架。
2024(5):92-101.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10
摘要:借鉴科尔曼从行动者动机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分类研究,认为在道德成为资本的过程中,根据行动主体是否具有明确的获益动机,可将道德资本分为有动机的道德资本和无动机的道德资本。无动机的道德资本表明道德资本可以是行动主体道德行为的副产品,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在道德成为资本的过程中,主体并没有明确的获益或求利动机;作为副产品的道德资本同样需要一个长期投资的过程;虽然其形成的过程对于行动主体来说是无意识的,但是行动主体能意识到美德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提出“道德资本也是一种‘副产品’”这一观点的理论价值在于:进一步扩大道德资本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道德资本的目的论与工具论之间的争议;表明道德资本更多的是一种理论解释视角。未来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以丰富道德资本的理论体系,为建设“德福一致”的美好社会提供参考依据。
2024(5):102-112.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511
摘要:文章采用质性方法探究低生育率背景下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历程及其行动逻辑,着重关注生育政策收紧时“逃着生”诸种表征演绎为生育政策回归家庭与个体时“不想生”现象的直接分类,从而呈现生育观念在行动层面的直接外放。通过深度挖掘其嬗变历程及其演绎逻辑,则显现为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张力以及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相抵牾。也即当家庭主义占据主流以及社会对性别关注度较高时,则为“逃着生”基本样态;而当个体主义占据优势以及社会对性别关注度较低时,则为“不想生”基本样态。据此可见,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要素凸显青年群体内在独特性,实存于从家庭主义到个体主义以及从家庭主义到新家庭主义转变中,且进一步表达为其对流变社会以及外来文化的内化与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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