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4):5-15.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1
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核心主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本研究着眼于新的发展阶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面临的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整体建构与系统研究。一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内涵、主要内容、突出特征,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进行阐释。二是聚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问题,对其内在逻辑机理、独特优势与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三是着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路径,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工程的基础上,从处理好重大关系、完善好评价体系、落实好具体举措,构建好保障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实践路径建构。本研究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战略系统,与时代任务辩证互动,并保持发展进展的生命力和活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放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予以考量,才能确保其在持续认识时代、融入时代中引领时代、推进伟大事业行稳致远。
2025(4):16-26.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2
摘要:红岩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对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义重大。红岩精神诞生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凝练而成。现有研究多聚焦其历史背景、理论内涵及宏观价值,缺乏对不同代际群体传承差异的系统性实证探究和以此为探索的核心突破口。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采用“追本溯源—实证检验—赓续发展”的框架,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理论相结合,通过问卷获取覆盖“60后”“80后”“00后”不同年龄段的有效样本,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旨在揭示红岩精神在三代群体中的传承特征,探讨代际认知差异、传承渠道局限、“00后”传承创新等问题。调查数据显示,红岩精神的代际传承整体连贯,未出现断档,但部分群体对其情感与价值认同模糊或缺失,传承渠道较为集中,且存在地域认知局限。“00后”作为传承的关键群体,依托技术优势创新传承方式,通过参与式共创推动精神迭代,多数受访者认可红岩精神的当代实践价值。该研究在学术上提供了红岩精神代际实证研究的新视角,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实践中通过创新教育传播、丰富社会实践、激活理论研究等方式,能够助力红岩精神突破历史虚无主义与媒介内容风险的双重挑战,是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的精神源泉。
2025(4):27-35.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3
摘要: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贯穿于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全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经历了由“均中求富”到“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思路,由非均衡发展再向区域协调发展的转变,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认识形式和具体样态,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区域均衡发展统筹推进沿海和内地、汉族和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回顾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可以发现,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这些启示将为我们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中继续推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历史经验。
2025(4):36-45.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4
摘要:“三个务必”重要论断具有科学的内容结构、严谨的生成逻辑和鲜明的时代价值。“三个务必”构成中国共产党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动力、优良作风和能力本领,为新赶考之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核两翼”的方法论支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理论承据,对党史上“两个务必”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新征程上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要求,共同构成“三个务必”重要论断生成的三维逻辑。拓展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前行视野,“三个务必”丰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切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实践遵循,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持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025(4):46-55.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5
摘要: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亟须培育专业能力卓越的教师队伍,然而,现有研究对普及化和低龄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机制探讨还存在不足。本研究基于对新加坡国际中文学前教师的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探究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构建动态共生模型。研究发现,教师专业发展由“教学适应、教育理念、教育政策、差异化教学、家园沟通、专业支持、中华文化融入与本土化”七大要素协同驱动,各个要素通过非线性关联形成“调适—创新—支持—反馈”的动态框架。其中,“中华文化融入与本土化”兼具逻辑终点和反馈起点的双重属性,发挥核心驱动作用,推动各要素演进;“教育政策和多元文化社会环境”则深度渗透到各个要素的动态调适过程。研究表明,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育制度规约、教师主动实践与社会文化环境”互构的复杂过程,中华文化融入深度依赖各要素的协同效能。动态共生模型的理论价值在于其系统阐释了中华文化融入与本土化的核心驱动机理,在实践层面则为教师应对多元文化教学提供可借鉴的路径。据此,本研究提出动态共生模型的支持机制,即建立适配多元文化社会背景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适变—共生”的层次性文化教学框架,健全“家园社”多主体协同的生态支持网络,建立有效支撑教师的专业成长的中华文化传播体系。
2025(4):56-68.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6
摘要:数字媒介深刻塑造青年的认知结构与心理状态,短视频的高度渗透引发其发展信心的系统性耗散。如何理解并有效干预短视频对青年信心的影响,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回应的重要命题。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将青年信心视为处于开放、非线性、远离平衡态与涨落的系统,并运用CFPS 2014—2022数据和双重差分法分析短视频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冲击。实证发现,短视频使用显著削弱青年发展信心,且该效应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中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短视频通过两条路径间接作用于信心:其一,短视频通过算法强化社会比较效应,削弱青年对自身阶层身份的认同,动摇其社会地位认知基础,进而降低发展信心;其二,短视频的“信息茧房”减少青年对社会风险的感知,使其陷入主观伪平衡态,削弱其现实问题应对动能,间接冲击信心系统。鉴于此,研究提出优化信息开放性、构建正向熵输入机制、促进动态非平衡,提升青年媒介素养,利用涨落效应激励青年信心跃迁、强化非线性调控,建立多层级联动干预体系四个方面的建议。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了短视频影响青年信心的非线性动力学路径,在方法上突破了线性因果框架,揭示了阶层认同与风险感知的双重中介路径,在实践上为青年信心提升提供了熵流调控干预逻辑和经验支持。
2025(4):69-78.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7
摘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贸易作为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正深刻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也是推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和途径。为揭示数据要素流动对生产力跃迁的关键作用,阐明数字贸易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核心地位,并为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把握战略机遇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本文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逻辑、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三重视角分析,将发展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概括为“流动”,并据此系统探讨了数字贸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时空跨越性等特性,其跨境流动能通过“网络协同效应”和“熵减效应”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数字贸易的广义范畴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其发展水平与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提升呈显著正相关;第三,我国需构建“数字丝绸之路+DEPA框架”的双循环路径,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改革。结论表明,高质量开放条件下的数字贸易可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速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据此,中国在新一轮开放发展的进程中,应更加重视数字贸易,即在高质量开放中推动基于数据的数字技术及其创新活动的流通与集聚,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2025(4):79-92.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8
摘要:研究“宽带中国”战略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叠加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基于2006—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空间双重差分法等实证研究“宽带中国”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且提升作用强于单试点政策;(2)双试点政策能通过促进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3)双试点政策在提升本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同时,也能赋能邻近城市减污降碳;(4)高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高经济发展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受双试点政策的影响更强;(5)先成为低碳城市再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应重视政策叠加释放的巨大效能,发挥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潜能,在因地制宜开展减污降碳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城市间的合力。
2025(4):93-106.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09
摘要:基于2009—2023年中国26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量”与“质”两个维度,根据“宽带中国”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技术的创新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量质齐升”。(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金融发展机制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量质齐升”,产业结构升级机制能够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但不显著影响“质”。(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差异化地推动不同城市群内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量质齐升”,并更为显著地推动高市场发育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量质齐升”。基于此,有关政府部门应扩容试点名单,升级建设方案,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发展的支撑作用,因势利导地规划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缩小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以数字化变革为契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
2025(4):107-118.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10
摘要: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作为国家推进大数据战略实施、搭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枢纽环节,其战略价值正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一制度创新不仅是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对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以全国283个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在机制分析层面,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创业活跃度以及人口流入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地区联动性较强以及外向型城市的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增强经济韧性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于城市抵抗与恢复能力、创新与转型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此外,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还有助于促进外资进入韧性,起到了稳定外资的积极作用。本研究验证了政府公共数据对增强复杂环境及风险挑战下经济韧性的作用,为我国深化公共数据开放战略、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以及精准施策以系统性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实证支撑和政策启示。
2025(4):119-128.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11
摘要: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数据垄断、算法控制共同推动劳动控制策略转变。从控制机制看,平台资本以“产消一体化”劳动方式实施生活控制、以平台算法推荐实施心理控制、以测评与监控劳工信息实施全过程控制、以劳动控制权转移实施隐秘控制,且分别表现出控制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广度延伸、方式隐秘的特征。平台资本以更加精准、隐秘的监控,让劳动者陷入数字成瘾、主体性消解、隐私丧失、虚假自主的困境中。有必要在厘清新型资本控制逻辑、明晰劳动者困境的基础上,反思新型控制策略的产生与运行,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运行。
2025(4):129-137.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12
摘要:五四时期,性别话语与阶级话语几乎同时登场,但在20年代阶级矛盾尚未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表达阶级对立的阶级话语与表现女性解放的性别话语在文学实践中并行不悖。随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迅速传播,阶级概念不可阻遏地进入了作家的意识,成为作家不自觉分析社会阶层的范畴与工具,性别问题尤其是底层女性的生活处境因其本身在当时社会的令人触目及与阶级意识的相通,成了“为人生”作家首选的叙事内容或社会表现方式之一。处于开端期的新文学同时将两种话语组织进文学创作,它们交互作用,共同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实践中得到了丰富的文学呈现,在冰心、庐隐、叶圣陶、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创作中,两种话语有机交互并叠合,共同构织了五四“人的文学”的政治光谱,诠解着五四妇女解放的具体内涵。性别和阶级两种主流话语在新文学中遇合与交互,对无产阶级性别化的理想和诗意想象,预示了五四文学向革命文学转化的趋势,既是对现代道德伦理与个体原则的弘扬与捍卫,也有机传达了知识分子的先进政治理念,是文学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的显著表征。
2025(4):138-146.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50413
摘要:20世纪30年代,我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迅速发展,全国上下纷纷投身其中。该运动以其历时之久、歌咏团队之众、影响地区之广、受众面之大而闻名,成为我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其历史价值进行深入总结,重新认识其对民族情绪、认知与行为的影响,为新时代社会发展提供助力。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演进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研究法,旨在从最深层次分析三个发展阶段救亡歌咏运动如何影响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民众感知及行为。概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兴起原因及发展过程;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本质出发,结合社会学视野和音乐美学角度,提出该运动主要通过情绪感染、认知涵化、行动发生三个步骤影响民众行为;以新时代抗战音乐文化的价值转化为切入点,阐述如何激活抗战音乐所蕴含的抗战精神遗产,使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持续滋养民众的爱国信仰、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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