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为核心算法支撑，依托大数据、高性能算力及相关工程技术所构建的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迈入AI时代，对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作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诉求、系统重塑高校文理融合育人生态的本质需求、塑造大学生完整素质实现全面发展的内在追求。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需要从目标引领、关键支撑、系统构成和内容呈现四个方面搭建整体框架：其目标引领在于，以“适应AI时代”为核心目标、以“合理发展自身”为根本目标、以“担当复兴使命”为关键目标、以“服务人类文明”为重要目标；其关键支撑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成人”三大维度；其培养系统由思想素质、智能素质、适应素质、审美素质、身心素质五大子系统相互嵌合、协同而成；其内容呈现具体包含学会“做人”、学会“思维”、学会“AI”、学会“生活”四个方面。在实践中，需要以“三教转变”核心理念为引领、以“多元育人资源”高效整合为支撑、以“好、新、优”方法集成为依托、以“全域育人生态”整体构建为保障。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文化建设实践，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主张，形成系统完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边界。习近平文化思想依托领导规律、建设规律、文明规律三大维度，全方位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其理论内涵厘清了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核心任务、价值宗旨与发展目标；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第二个结合”、两大文明协调发展、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解，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传承、要求与支撑；深化了对文明互鉴、文明对话、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认知，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交往模式、话语体系、文化形态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方案。这一系列理论深化，系统性解答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命题，为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注入了中国智慧。

摘要:“大思政课”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灵活性等显著特征。有别于学校思政课的专业性、系统性、规范性，“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既不能因学校思政课的不可替代而忽视“大思政课”的作用，也不能因“大思政课”的实践性强、影响力大而弱化学校思政课的地位。“大思政课”和学校思政课都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种形态，不能把“大思政课”简单混同于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是善用“大思政课”的前提，要将潜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成就资源、英雄模范资源转化为显性的思政育人资源。建设“大思政课”需要坚持导向鲜明原则，突出政治属性，优先解决“建什么”；坚持以生为本原则，突出育人本性，重点解决“为谁建”；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突出差异特性，着力解决“如何建”。善用“大思政课”，积极推动“大思政课”与学校思政课的深度对话、有效融合：一是借鉴“大思政课”理念，优化学校思政课教学模式，深入推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形式、教学话语的创新；二是借力“大思政课”师资，突破学校思政课教学瓶颈，把思政课讲准、讲深、讲透、讲活；三是借用“大思政课”资源，拓展学校思政课教学空间，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四是发挥“大思政课”优势，塑造学校思政课教学品牌，扩大思政课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规律以及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刻把握和目标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以具体国情、文化底蕴及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彰显了中国特色。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本质意涵，才能揭示这一文化形态的科学性、实践性和人民性。本质意涵揭示了某一事物的核心特质，表明了事物的存在根据、本质属性与基本面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是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样态，由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互动融通而塑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彰显人民主体性。基于此三重内在规定性，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要实践路径有三：其一，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赖以成长的现代化实践基础；其二，涵养与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文化根基；其三，坚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和人民立场。三者的有机统一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超越了西方理论话语的霸权地位，也冲破了对待传统文化因循守旧的观念束缚，既传承历史，又面向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体系的丰富提供持久动力。

摘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其政策设计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国家人才培养战略。选取21所“双一流”高校有关师德师风建设的38份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建构以政策工具类型为横向维度、以政策内容要素为纵向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基于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政策目标，选取唐纳尔和艾默尔的政策工具理论，将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政策工具类型划分为命令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告工具。对38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将政策内容要素划分为高校教师道德修养、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师德规范防御机制。在确定二维分析框架后，对政策工具维度与政策内容要素维度进行分析，并引入卡方检验，验证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的关联性。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政策工具类型与政策内容要素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即不同师德政策内容要素的政策工具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研究发现：政策制定存在命令工具使用过溢、政策内容要素失衡、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协调性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充分发挥各类政策工具优势，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均衡考虑政策内容要素，系统优化工具组合结构；提高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要素的匹配度等建议。

摘要:教育、科技、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建成现代化教育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立世界性人才中心，推动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基础性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等多个领域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和共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其中，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是四类典型的共生单元，它们的良性循环受到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的影响。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分别是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基础、关键和条件。基于共生理论，深入分析发现，教育、科技、人才虽然联系密切，但分属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特性，所以三者构成的共生系统面临多元价值冲突、缺乏互惠模式保障、外部支撑乏力等现实困境。只有重视共生单元之间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以及共生单元之间互利合作关系的建立，以创新性为价值引领，以互惠性为利益保障，以协同性为发展动力，才能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摘要:社会情感学习的本质决定其不仅发生在学校所预设的良好结构的问题情境中，更广泛地延伸至复杂的社会互动场域，亟须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共育方能有效推进。“教联体”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核心目标是基于各主体的教育功能定位，整合三方力量构建社会情感学习共同体。该共同体能够驱动主体凝聚，推动家校社关系从角色疏离向联动共育转变；促进机制规范化，使各方责任从悬浮状态切实落地；实现模式常态化，保障育人实践从偶发离散走向持续连贯。“教联体”内部权责划分清晰，家庭是协同原点，孕育初始的社会情感，又延续巩固校内成效；学校是协同核心，依托体系化课程与集体生活涵养，深化社会情感能力；社会是协同保障，提供社会情感学习的实践场域和资源支持。“教联体”建设下家校社协同推进社会情感学习需共筑共情，形成基于共同愿景的价值合鸣；达成共识，建立基于问题导向的实践计划；联动共力，形成基于资源整合的有序协同。其支持举措在于提升社会情感教育能力以实现“教”的科学，积极关注文化响应以保障“联”的紧密，全面开展数据追踪以促进“体”的完整。构建“三位一体”的高质量育人生态，全面提升学生情感素养和社会性发展水平，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人才强国战略。

摘要:核心素养是全球教育改革的关键出发点。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六大素养、十八项要点为参照，将核心素养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要素比较和焦点分析，有助于明晰我国素养本位教育改革的育人重点。研究发现：我国框架基本涵盖国际各类主流素养要素，其中社会责任、信息意识、自我管理、批判质疑、问题解决、健全人格最受关注。审视国内外核心素养框架，发现以共识居多，均以知识创新为目标，重视批判思维、创新思维、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并以数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强调信息素养、自我管理、公民素养的培养。也存在一些差异：国际框架体现心智导向，注重技能优先，以高阶思维能力与实际问题解决为核心；我国重视美德导向，强调价值观念浸润，以人文素养、家国情怀为基底。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全球共识”与“本土特质”之间的辩证统一，可为完善我国核心素养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伴随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支撑国家创新体系核心要素的拔尖创新人才，其创新心智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创新战略实现程度。然而，当前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依然存在重视智力而轻视创新，重视外在动机驱动而弱化内在动机驱动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自我决定理论为支撑，探讨拔尖创新人才心智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培养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正向协同机制。为此，本文提出拔尖创新人才心智是以创新为导向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人格特质三要素耦合的有机整体。拔尖创新人才心智培养应注重发挥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协同效用：首先，高校应注重激发学生对心智培养活动本身产生稳定兴趣，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心智培养内生动力；其次，高校应注重创建创新文化生态、宽松培养环境及多元评价机制，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心智培养外生动力；最后，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学科、跨学科及创新技能等多元知识体系，注重兼顾学生左右脑思维培养，让学生亲身参与创新实践、学术研究等活动，既激发学生兴趣，又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及能力，最终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心智培养协同动力。

摘要:公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民主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潜在影响，重点探究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众民主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政府透明度在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直接关系以及通过政府信任所形成的中介关系中均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推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民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政府信任和强化政务信息公开，以此促进政府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摘要:“两山”理论指明了农村经济绿色发展方向，“城乡经济一体化”是破解“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绿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数智经济时代，探究“绿色金融”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以破解城乡一体化与绿色发展的协同难题，是学界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深入探讨绿色金融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分析不同区域条件下的差异性效应及政策含义，基于2011—2024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及港澳台）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门槛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绿色金融显著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且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其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阈值后，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第二，绿色金融的推动效应在胡焕庸线东侧、高经济及人力资本地区更为突出，而在胡焕庸线西侧和低经济及人力资本区域作用有限；第三，绿色金融通过促进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优化要素配置效率，进而缩小城乡收入与消费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绿色金融—要素流动—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突破传统线性模型的局限；实践中为制定分阶段、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及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建设提供实证支持、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摘要:在全球化纵深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多重挑战的时代背景下，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逆流涌动，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突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公正合理国际叙事体系的诉求日益迫切。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秩序，刻意排斥、阻挠中国倡导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这种西方霸权逻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构成阻滞与干扰。作为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核心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传递全球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同时，其国际传播需直面西方话语的刻意歪曲与跨文化传播的现实挑战，核心价值的国际表达与全球认同仍需在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本文坚持以“经世天下观”为根本方法论，批判性审视西方战略叙事理论的霸权内核，创造性转化传统“天下观”思想，构建中国自主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系统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面临的西方话语霸权挑战，从话语内容、实践路径、文化表达、传播体系四个层面提出优化路径，旨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确立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助力构建平等对话、包容互鉴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摘要:基于技术哲学批判视角，从影像本体、生成范式及主体身份三个维度，本研究系统考察人工智能时代影视艺术的范式变迁及其发展态势。从影像本体维度，研究通过纵向梳理从洞穴壁画到数字影像的艺术史谱系，揭示了人类视觉表达遵循从客观写实到主观体验的螺旋式上升轨迹这一规律。当AI技术使影像创作突破物理法则的限制时，基于神经网络的具身化模拟将推动影视形态完成从“现实复现”到“沉浸体验”的跨越，使沉浸式体验成为未来影像的主导形态。从生成范式维度，研究引入技术社会学分析工具，指出当前AI生成式影像创作所处的概率性“抽卡”模式正在向确定性定制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为算法从随机采样到目标导向的优化趋向，而且体现在这一转换对创作主体结构及影像产业的深层影响。从主体身份维度，研究基于上述趋势提出，价值锚定者将居于未来创作主体的核心位置，并指出在技术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人类创作者的角色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具体的技术操作者转向价值判断与审美决策者。因此，未来影像创作的本质是人类依托算法中介进行的哲学实践，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我认知与价值表达，在突破技术决定论桎梏的同时，承续人文主义精神内核，彰显技术时代的人文坚守。